他用了17年，让化工巨人低头认错

　　▲罗伯特·布洛特 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用17年让化工巨人低头认错 本报记者 黄昉苨 《 中国青年报 》（2016年01月20日 11 版）

美国律师罗伯特 布洛特花17年干了一件事：与杜邦公司死磕。

律师与化工巨头争执的焦点，是一种在长达半个世纪里被视为“家庭主妇好伙伴”的化学不粘物。这种大名为全氟辛酸铵、通常被简写为PFOA或是C-8的化学物质，一度被用于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粘锅的涂层、清洁剂、防尘防水的户外运动衫和运动鞋。

由于这种人工合成物能带来巨大利润，率先将其投入市场的杜邦公司一直对它可能的危险性秘而不宣。

事实上，PFOA是具有多种毒性以及很高的生物蓄积性的有机污染物，与癌症、器官损害等相关。2006年，美国环保署发布禁令，要求到2015年年底之前，美国必须彻底停止使用PFOA。

当2015年结束的时候，对受害者们赔偿的官司也一个接一个地开始了。

这一切，都离不开律师布洛特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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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事情开始的时候。1998年，布洛特受老家朋友委托，去调查一桩莫名其妙的“牛死亡”事件。

农场主威尔伯 特侬拍摄的视频让这位环境律师决定接下这宗案件：一头红色的牛站在干草堆里，瘦骨嶙峋，背部弓起；另一头黑色的牛死时眼睛发蓝。

“本地兽医从不回复我打过去的电话，因为他们不想掺和这事儿，所以我还得自己来解剖。”特侬在视频中说，他把牛的肚子划开，露出里面黑色和绿色的器官。

特侬怀疑，这事儿跟附近的化工巨头杜邦公司脱不了干系。

一般来说，在大律所工作的布洛特才不会接这种鸡零狗碎的案子。他的确是“环境律师”，却不是什么“环保斗士”。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专门为大型化工企业服务，布洛特也为杜邦公司提供过法律咨询。

然而这回，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农场主特侬一家，是布洛特外婆的老邻居，四兄弟一辈子在农场里养牛。布洛特小时候最开心的回忆，就是7岁那年夏天在外婆家附近的这个农场里骑马、给牛挤奶。上世纪80年代，特侬兄弟之一得了重病，不得已把自己的那份农场变卖了。于是，那里成了杜邦公司的垃圾填埋场。

当威尔伯 特侬找上布洛特的时候，农场里原有的200多头牛已经死了153头。

“在这个镇上，你要是为杜邦公司工作，就几乎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一切。”多年以后，本案的一位受害者达莲娜在回忆往事时，首先想到的是当初杜邦公司给他们带来的巨大福利。这份工作帮助她丈夫完成了教育，付清了贷款，每个月还提供一笔丰厚的薪水。

在当时，没人有兴趣理睬特侬一家的质疑。频频碰壁之后，威尔伯 特侬想起了当年农场上嬉戏的邻家孩童——听说，这小子现在还是个“环境律师”。

“环境律师”出师不利。在第一次诉讼中，杜邦公司和美国环境保护署共同派出了6名兽医联合调查，结论是杜邦公司没有责任。特侬一家反而被当地人孤立了。直到布洛特从杜邦公司给环保署的信中发现了一个陌生的名词：PFOA。信中提到，特侬家农场隔壁的填埋场里埋着大量名为“PFOA”的物质。

即便在化工行业工作多年，他还是懵了：这是什么东西？

PFOA全名为全氟辛酸铵，上世纪30年代在美国被发明。当布洛特看到那封信时，这种物质投入市场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在人类所知的各种固体材料中，它具有最低的摩擦系数，因此普通人生活中最熟悉的，就是用它生产的不粘锅涂层。

布洛特即将为这个陌生的名词耗上自己接下来至少16年的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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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瞄准了PFOA，律师布洛特便开始搜索资料。

这个名词当时并不在美国化工物质的监管名单上，律所的资料库里也找不着。布洛特要求杜邦公司提供有关资料，毫无意外地被拒绝了。他向法院请求强制令，法院准了。杜邦公司给他运了数十箱资料，从内部通信、健康报告到实验记录应有尽有，总共11万页，跨度超过50年，全是乱的。

接下来的几个月，布洛特在办公室里扎了根，连电话也不接了。他的秘书在门外对不断询问的人解释：人在呢，就是周围围满了盒子，碰不到电话。

理顺了文件之后，他简直没法相信：杜邦公司漫不经心到自己把罪证材料送了过来。

“他们早就知道这不是好东西。”他说。

2000年，杜邦公司同意了布洛特当事人的赔偿请求。案子应该结了，布洛特仍觉得“恼火得很”。

直到2005年，杜邦公司依然试图对公众否认PFOA的危害。“我不认为它会对健康有任何负面影响，我们的血液内有很多化学物质。”在当年的新闻报道中，杜邦公司负责研发的副总裁乌玛 乔杜里这样告知媒体。

事实上，有很多迹象表明这种材料可能不大靠谱。曾有一位消费者向媒体反映，当他家不粘锅里的水烧干时，厨房隔壁饭厅里的宠物鹦鹉一头栽倒，命归黄泉。对此，乔杜里的回应是：“人类不应该把鸟放在不通风的厨房里。”

杜邦公司曾经注意到PFOA对人类健康的影响。1981年在杜邦公司特氟龙（一种不粘锅涂层）生产线工作的8名女性中，有两个生出了先天缺陷的孩子。在受害者达莲娜的记忆里，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在杜邦公司工作的前夫再也不能把工作服带回家了。6年以后，她做了子宫切除手术。

1993年，这一物质的替代品正在加速开发中。一份杜邦办公室备忘录显示，研究人员找到了一种毒性更低、在人体内停留时间更短暂的化合物。

但更换新化合物的计划随后被叫停：PFOA已经是一桩年利润10亿美元的生意了。

在这几十年里，这家公司通过排污管将PFOA排入俄亥俄河，那是美国中东部的主要河流。另外还有7100吨含有这一成分的淤泥被随意扔在露天深坑里，以至于它们渗入了城市的饮用水系统。

布洛特的“恼火”就来源于此：他亲眼所见，牛的器官都变黑变绿了，住在这里的人呢？

本世纪初，在美国一些环保团体的努力下，答案渐渐浮出水面。在2005年的一篇报道中，美国广播公司告诫大众：“现在就扔掉不粘锅吧，用不锈钢或铸铁炊具代替它们。”

真相是：有害成分会进入我们的血液。

后来的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美国人的血都已经被PFOA污染。这种物质存在于塑料制品、地毯清洁剂、电脑机箱、电线以及户外服装和鞋上，因此有很多机会渗入血液，引发癌症与器官病变。这种物质似乎对儿童影响特别大——在一些孩子身上，发现了最高的PFOA含量。

“回想起来，这可能是化工行业有史以来犯过的一个最大、最大的错误。”一些激进环保组织的负责人对媒体作出了这样的结论。

每一年，布洛特都要写信给美国环保署和西弗吉尼亚有关部门，在印着律师事务所抬头的信纸上，他一遍遍敦促他们对饮用水中的PFOA含量制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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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布洛特的投诉信，2005年，杜邦公司被环保署处以1650万美元罚款。第二年，美国环保署发布禁令，2015年年内必须在国内彻底停止使用特氟龙。

2015年结束的时候，对受害者们赔偿的官司也一个接一个地开始了。

在很多个时刻，作为律师，布洛特可以停下来。为了证明PFOA的危害，他花了一年时间打赢官司；代理原杜邦公司受害员工的集体诉讼，他又花了3年；最后，在他的倡议下，将近7万名西弗吉尼亚的居民接受了体检，以确认PFOA对当地普通人的身体伤害有多大。这个结果，他一等又是7年。

这十余年间，这位大状在寥寥可数的几次官司了结时才有收入，却还在铆着劲儿大战财团。

但这并没有多么苦情。不管有没有钱赚，事务所对布洛特的支持没有改变过。“律所所有的合伙人都为布洛特感到骄傲。”他的上司告诉媒体。

在多年研究之后，科学家宣布，PFOA和肾癌、睾丸癌、甲状腺疾病、高胆固醇、妊娠毒血症以及溃疡性结肠炎都存在可能的联系。就这样，杜邦公司被逼到了人身伤害案件的被告席上，巨大的跨国财团不得不认真直视一个问题：是不是要对每一个因污染而受害的个体担起责任？

“杜邦公司可以一直借PFOA牟利，在那么多年里完全回避这个问题，并且在事发后从政府部门那里拿到许可，得以缓慢地退出市场——我们在2001年就告诉有关部门这种东西有害，可他们根本没反应。这种物质就这么被接着使用了11年，还放在全国的饮用水里被我们喝了11年。”说起这件事，布洛特还是会觉得愤怒。

“杜邦公司唯一去做的事情，就是悄没声地换了一种对人体影响还不知怎样的材料。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对付每一个被PFOA伤害过的人。”

其实，布洛特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环保斗士”，大学毕业的时候，他直接选择进入大公司就职，让那些在象牙塔里满怀理想主义的老师同学大吃一惊——他似乎是这些人中唯一一个从没思考过支持大公司是不是道德的家伙。

“家里人说，去大公司上班吧，那里有最好的机会。”他就去了，那之前，他们家还没人认识那种在大公司里工作的白领。

现在，世界化工巨头杜邦公司还面临着3534桩人身伤害的赔偿官司。面对民众的索赔，这家公司依旧选择了最拖延时间的方式：和每个人逐一打官司，而不是直接按照第一桩案件的判决结果进行赔偿。

今年春天，下一桩赔偿案即将开庭审理。

然而有一些伤害挂在布洛特的心头，是多少来自大企业的赔偿都弥补不了的。当初为自家农场找上门来的特侬夫妇，在等待政府有关部门体检结果的漫长过程中，分别因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相继过世。他们没能等到水落石出的这一天。